灾害新闻报道的传播特征由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与传播环境共同形塑，呈现出多维度的矛盾统一性。在时效性追求方面，地震等突发灾害事件的高度破坏性迫使媒体须在灾后极短时间内启动信息传播，这种对速度的极致追求往往导致事实核查流程的压缩，使初步发布的伤亡数据、震级参数等关键信息存在动态修正的必然性^[4]。专业性要求构成了另一核心特征，报道内容需要准确转译地震波参数、建筑结构损伤机理等专业领域知识，但媒体为提升公众可理解性进行的通俗化改编，可能造成科学表述的精确度流失。情感维度上，灾害报道天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属性，记者通过受灾者个体叙事唤起社会共情的传播策略，虽能有效动员救灾力量，却也容易模糊事实陈述与情感渲染的边界。

灾害信息处理机制呈现多维度的认知复杂性，其运行逻辑根植于风险感知的特殊情境与人类决策的有限理性。在信息接收阶段，个体受限于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5]，往往对地震震级、伤亡人数等量化指标产生选择性关注，这种过滤机制导致技术细节的认知损耗。风险评估环节存在显著的心理捷径依赖，鲜活的受灾者叙事比统计概率数据更具认知冲击力，使得个体风险判断易受情感化表达的影响。在决策输出层面，信息处理结果转化为具体行动时会受到群体行为的调节，当社交网络中出现大规模物资抢购动态时，即便官方信息明确表示物资充足，从众心理仍会驱动非理性行为^[6]。此外，信息处理能力的个体差异进一步分化公众认知，科学素养较高者能建立信息间的逻辑关联，而知识储备不足者更依赖信息源的权威性进行真伪判断，这种分化在新媒体传播生态中呈现出加剧态势。

本研究采用问卷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媒体信息维度，通过构建多层级评估框架对新闻报道进行解构，重点考察事实陈述的客观性、数据引用的规范性和专业表述的准确性三个核心指标。公众认知层面设计多维测量工具，涵盖信息可信度判断、风险感知强度、行为指导效度等关键变量，通过分层抽样确保样本的地域分布与受灾强度匹配。

数据采集过程遵循系统性原则，分别针对媒体信息源与公众认知主体构建差异化的样本获取机制。媒体样本选取覆盖地震事件核心时间窗口的多元传播载体，包括中央与地方级主流媒体的官方通报、市场化媒体的深度报道以及社会化媒体平台的用户生成内容，重点捕获不同传播主体在关键灾情参数表述、救援进展更新和专家解读转载等方面的信息呈现特征。公众样本采集采用地理分层与行为特征相结合的抽样策略^[7]，根据震中距离划分核心受灾区、外围影响区和信息关注区三级抽样圈层，在每个圈层内按人口结构比例抽取调查对象，同时通过预设筛选条件确保样本涵盖不同媒介使用习惯群体。

分析方法采用统计建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混合路径。首先通过信效度检验确保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在差异分析阶段，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不同性别信息接收者的认知偏差程度，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识别地域分布、教育水平等群体特征的认知分化规律。

本研究数据采集过程共回收有效问卷333份，样本量达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等规模调查的常规标准，能够支持后续量化分析的统计效力要求。在信度检验环节，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估量表内部一致性，如表3所示，检验结果显示整体信度系数为0.746，标准化系数提升至0.763，两项指标均超过0.7的基准阈值。该结果表明由10个题项构成的测量工具具有可接受的稳定性，各题项间存在适度的相关性特征。

表3 Cronbach’s α系数表Table 3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表4）， KMO值为0.882，远超0.7的基准阈值，表明变量间存在显著共同因子，满足因子分析的数据条件。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达646.319（df=36， p<0.001），强力拒绝变量独立性的原假设，证实观测数据具有显著相关性结构。两项检验的联合结果表明，量表题项间存在高度关联性特征，能够有效提取潜在公共因子。

表4 KMO检验和Bartlett的检验Table 4 KMO test and Bartlett’s test

数据样本背景信息如图1所示，性别构成基本均衡，男性受访者占比51.95%，女性占比48.05%，性别比例差异未超过4%。教育程度结构呈现橄榄型特征，基础教育阶段群体占比最高，其中初中教育水平者达24.32%，小学及高中群体分别占21.62%和17.12%，高等教育群体合计占比36.93% （大专及本科23.12%、硕士及以上13.81%）。地域分布方面，根据地震影响强度划分的三级关注区覆盖完整，核心受灾区样本占31.23%，外围影响区占32.43%，信息关注区占36.34%，三类区域样本量差值控制在5个百分点以内，既体现受灾梯度差异又保持区域可比性。该样本结构有效兼顾性别平衡、教育层次连续性与地域灾害暴露度的三维特征，为后续差异分析提供了具有生态效度的研究基础。

图1 数据样本背景信息Fig.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data samples

媒体准确性指数与公众认知量表维度描述性统计如表5所示，地震信息准确度变量的数值分布最为集中，其平均值13.498接近量表中值，标准差1.496与方差2.239均为六项指标中最低值，表明受访者对该维度的评价相对趋同。其余五个变量的测量数据则表现出更显著的离散特征，其中信息可信度与行动指导性的方差分别达到3.710和3.740，标准差均超过1.9，反映出公众对这两个维度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风险感知度与情绪反应强度的平均值分别为7.402和7.324，标准差分别为1.850和1.900，表明多数受访者对灾害风险的判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信息处理能力标准差达1.910，显示公众在灾害信息解码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分化。整体数据分布呈现中间聚集、两端延伸的特征，除地震信息准确度外，其余变量的峰度系数均指向较平坦的分布形态，这种数据特征为后续差异检验提供了必要的统计基础。

表5 媒体准确性指数与公众认知量表维度描述性统计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edia accuracy index and public perception scale dimensions

（1）性别维度

表6的性别维度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测量维度的显著性水平均未达到统计学阈值，表明性别差异未对公众灾害信息认知形成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信息可信度维度中女性均值（7.131±2.025）与男性（7.329±1.830）的差异幅度为0.198分，t=-0.938的检验统计量显示两性在该维度的评估趋同性高于差异性。风险感知度维度呈现独特的均值趋近特征，女性（7.425±1.908）与男性（7.382±1.799）的差值缩小至0.043分，叠加0.831的高P值，说明性别因素在风险判断中未形成结构化差异。行动指导性维度出现均值完全等同现象（7.312分），但女性标准差（2.108）较男性（1.764）扩大19.5%，暗示女性群体内部能力分化更为显著。情绪反应强度维度虽存在0.215分的均值差异，但1.979的女性标准差与1.824的男性标准差形成的重叠分布区，弱化了差异的实质性意义。

表6 性别维度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Table 6 Results of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analysis for gender dimension

（2）教育程度维度

教育程度维度方差齐性检验如表7所示，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在灾害信息认知各维度的离散程度呈现显著分化特征。地震信息准确度与信息可信度维度的Levene检验P值分别为0.181和0.499，说明不同教育群体对震级参数、伤亡数据等客观信息的理解离散性保持相对稳定，小学组标准差（1.289）与硕士组（1.445）差值仅为0.156，群体内部认知差异未随教育水平提升呈现规律性变化。但风险感知度（P=0.043）与情绪反应强度（P=0.048）维度表现出显著方差不齐性，具体表现为基础教育群体内部认知分化更为突出：小学组在风险感知维度的标准差达2.192，显著高于大专组的1.550，这种差距反映低学历群体对余震概率、次生灾害等风险的判断标准存在较大分歧；初中组在情绪反应维度的标准差攀升至2.032，较硕士组的1.837高出10.6%，说明中等教育群体对灾情信息的情感反馈稳定性较弱。信息处理能力维度的方差异质性最为显著（P=0.009），高中教育群体的标准差达到2.196的峰值，较方差最低的大专组（1.740）差异幅度达26.2%，揭示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阶段，个体信息解码能力出现剧烈分化。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公众灾害认知的集中趋势，更深层次地形塑着群体内部的认知差异结构，这种双重作用机制要求应急信息传播建立教育水平适配的分层沟通体系。

（3）地震信息关注区维度

基于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结果（表8），地震信息关注区的三个地理分区（核心受灾区、外围影响区、信息关注区）在六项认知维度上均未呈现显著方差异质性。这一发现揭示出灾害信息认知的离散程度具有跨区域稳定性特征，地理距离的远近并未显著影响公众对灾害信息理解的同质化水平。

表7 教育程度维度方差齐性检验Table 7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imension

表8 地震信息关注区维度方差齐性检验Table 8 Homogeneity test of variance for concern dimension of seismic information area

研究结果表明，灾害信息认知差异的形成机制具有显著的变量选择性特征。性别维度影响的非显著性，提示传统风险传播理论中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群体划分策略存在效度局限，性别因素在灾害情境下的解释力被媒介使用模式等中介变量所稀释^[9]。教育程度展现的双重作用机制，既塑造群体认知均值差异又影响群体内部分化程度，证实知识鸿沟理论在灾害传播场域具有更强的适用性^[10]，这种作用在信息处理能力维度尤为突出，揭示科学素养对公众信息解码的关键调节作用。地理分区的方差齐性特征，则暗示新媒体传播技术有效消解了物理距离对信息理解离散度的传统制约，使远端公众的认知结构呈现趋近灾区的反常特征，这对灾后社会情绪共振现象的产生具有解释价值。

认知差异的变量敏感度差异对应急管理体系重构提出新要求。教育程度作为核心预测变量，要求建立梯度化信息供给机制，针对基础教育群体开发可视化信息产品，对高等教育群体则需强化专业术语的精确转译。性别因素的弱解释力则警示应避免刻板化传播策略，转而关注媒介接触频率与信息源可信度的交互效应。地理分区的认知同质化现象，要求打破传统按行政层级逐级发布的信息扩散模式，通过建立全域同步的官方信息中枢，抑制非官方信源的空间渗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