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框架是媒体通过选择、强调和重组事实要素构建新闻叙事的意义结构，其本质是赋予特定事件以认知导向的解释性图景。地震灾后语境中，报道框架具体体现为媒体对重建过程的核心议题、归因逻辑及价值立场的结构化呈现^[4]。本研究基于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将灾后报道框架操作化为三类：悲情框架聚焦个体创伤叙事与生存困境，通过具象化的苦难场景唤起公众同情，其话语特征表现为被动语态、受害者主体及命运无常的归因模式；英雄框架以集体抗争与人性光辉为核心，突出救援者、基层干部及普通民众的能动性行为（如志愿者逆行、灾民互助），采用主动语态、成就动词及责任归属的叙事策略；科学重建框架强调技术理性与制度效能，通过专家解读、数据可视化及政策分析（如建筑抗震标准、资金监管流程）解构复杂性，引导公众形成对重建进程的系统性认知^[5]。

舆论引导效果是媒体报道通过系统性意义建构，对公众关于灾后重建的认知图式、情感响应及行为意向产生的定向调控效力。该概念根植于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理论脉络，在灾后重建的特殊语境下呈现多维整合特征。从认知维度观之，其核心在于重构公众对重建议题的心理显著性排序，具体表现为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的渗透强度，即公众能否准确识别重建进程中的核心矛盾并形成符合客观事实的归因逻辑。情感维度上，舆论引导效果体现为媒体叙事对公众情绪动员的唤醒深度与转化效率^[6]。悲情框架激发的共情反应、英雄框架培育的集体效能感、科学框架塑造的理性认同，共同构成情感层面的效果光谱。行为维度指向公众参与重建的行动转化效能，涵盖从符号化支持到实质性投入的连续行为谱系。浅层行为包括信息扩散、话题讨论等低门槛参与，深层行为则表现为捐款捐物、志愿服务或政策建议等高成本投入^[7]。

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媒体通过选择性凸显特定议题，塑造公众对现实重要性的认知排序。灾后重建传播中，该理论延伸为双重议程建构机制：媒体不仅决定“重建议题是否重要”，更通过框架化叙事定义“何为重建的核心矛盾”。第一层议程设置体现为对重建进程关键节点的显著性赋予，当媒体持续报道安置房建设进度、基础设施修复率或资金审计结果时，这些议题将在公众认知中形成心理优先级标记，进而影响社会对重建效率的集体评判基准。第二层议程设置则通过属性框架实现深层引导：悲情框架将重建困境锚定于个体生存权益的保障缺失，英雄框架将成功归因于制度优势与集体能动性，科学框架则将矛盾转化为技术优化命题^[8]。灾后语境赋予议程设置理论特殊张力。一方面，重建议题具有天然的公共性与紧急性，媒体议程更易转化为公众议程；另一方面，灾区信息环境碎片化（如自媒体碎片传播、灾民离散叙事）可能引发议程竞争。

情绪动机理论揭示情感唤醒对人类决策的行为驱动力，其在灾后传播中体现为情感能量向行为动能的转化机制。情绪动机理论认为，媒体报道激发的情绪响应并非终点，而是通过认知评价形成行为动机的中间变量。灾后情绪动员的特殊性在于需平衡情感唤醒强度与行为可持续性的辩证关系。过度依赖悲情框架虽能激发短期援助热潮，但长期暴露于创伤叙事可能导致公众出现同情疲劳，情感麻木与行为退缩的心理防御机制。科学框架的理性叙事虽可避免此陷阱，却面临情感驱动力不足的局限^[9]。因此，理想的情感引导需遵循情绪梯度原则：应急期采用高唤醒度的悲情/英雄框架快速激活社会响应，重建期逐步过渡到“科学框架+英雄叙事”的复合模式，通过技术路径阐释降低行为不确定性，同时以渐进式成功案例维持效能感。

在控制报道频率与框架类型后（表5），地理邻近性对重建关注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48，p<0.001），即距离灾区每接近一个等级，关注度提升1.32个标准差；但对捐款意愿呈现显著负向调节，重灾区居民平均捐款意愿仅为邻省居民的52%，印证了亲历者捐赠悖论。教育水平则对政策支持度表现出强促进作用，本科及以上群体支持增税重建的概率是低教育群体的2.7倍，且该效应对科学框架组的调节力度（ΔR²=0.18）显著大于英雄框架组（ΔR²=0.07）。

表5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N=360）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trol variables（N=360）

教育水平与地理邻近性在捐款意愿上存在显著交互效应（β=0.18，p<0.05）。在重灾区样本中，高教育水平者（本科及以上）捐款意愿（M=120.5元）反而低于中等教育者（M=158.2元），而在远方群体中呈现完全相反趋势。这揭示了灾后捐赠行为的内在张力：物理邻近性引发责任回避，而教育资本则促进远距离利他。

报道频率显著提升重建关注度和政策支持度，但对捐款意愿呈倒U型曲线，峰值在每周3.5次。交互效应检验显示：科学框架下频率对政策支持度的促进作用最强，悲情框架则最大程度放大频率的捐款效应（表6）。

表6 报道频率驱动效应回归结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porting frequency driving effect

英雄框架（β=0.32， p<0.001）与悲情框架（β=0.28，p<0.001）均显著提升共情程度（表7），而共情正向影响捐款意愿（β=0.36，p<0.001）。英雄框架通过共情影响捐款的间接效应为0.28（95%CI[0.15-0.41]），占总效应38.9%。

悲情框架间接效应更强（0.35， 95%CI[0.22-0.49]），占比52.2%。教育水平强化共情传导路径（β=0.25，p<0.001），高教育群体共情—捐款路径系数（0.51）显著高于低教育群体（0.32）。

表7 共情机制回归结果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empathy mechanism

科学框架对政策支持度的促进效应（B=0.57，p<0.001）显著强于悲情框架（B=0.11， p>0.05）（表8），支持H3的理性认知优势。教育水平强化科学框架效果（交互项B=0.38，p<0.001），高教育群体政策支持度提升38%。悲情框架虽在捐款意愿上效果显著（B=0.41，p<0.001），但在重灾区产生负面效应（B=-0.09，p<0.05）。

表8 舆论引导效力评估Table 8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本研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系统验证了理论预设的三项假设。H1（报道频率正向影响重建关注度）得到完全支持：回归分析显示报道频率每提升1个单位，重建关注度显著增长0.42个标准差（β=0.42，p<0.001），印证了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体曝光对公众认知显著性的强化机制。H2（英雄框架通过共情中介促进捐款意愿）成立：Bootstrap中介检验揭示，英雄框架通过共情影响捐款意愿的间接效应达0.28（95%CI[0.15-0.41]），占总效应38.9%，共情程度的完全中介作用显著（β=0.36，p<0.001）。H3（科学框架的政策支持效应强于悲情框架）成立：科学框架对政策支持度的标准化系数（β=0.35）显著高于悲情框架（β=0.07，Δβ=0.28，p<0.001），且教育水平的正向调节使高学历群体支持度额外提升24%（β=0.24，p<0.001），突显技术叙事的理性说服优势。

灾后新闻报道需构建分阶段、分群体、分渠道的立体传播框架。在应急响应阶段（灾后0～72 h），优先采用英雄、悲情复合框架：通过救援者群像叙事激发社会共情，同步嵌入精准援助信息，但需控制创伤性画面曝光频率。进入重建阶段，应转向科学、英雄主导模式：每周期设置2～3个技术议题锚点，通过三维可视化、专家圆桌等形式解构复杂性；同时保留“平凡英雄”专栏，维持社会效能感。对不同受众实施地理—教育双维适配：对重灾群体推送技术重建进度通报，弱化情感募捐；对远方高教育群体设计“重建知识图谱”交互产品，激活理性参与。

重建政策体系应形成信息治理—资源分配—参与激励的闭环机制。在信息治理层，建立国家灾后信息标准体系：强制要求重建报道包含三大要素（技术参数索引、资金监管路径图、专家背书标识），设立重建信息透明度指数并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资源调配实行地理补偿—教育溢价双轨制：对捐款行为设置梯度税收抵扣（远方居民抵扣率＞邻省＞重灾居民），建立“教育资本转化基金”高学历群体参与重建志愿工作时长可兑换专业技能认证。创新参与式重建治理模式：开发“重建决策沙盒”平台，允许公众通过虚拟仿真参与学校选址、资金划拨等决策；设立“技术传播官”岗位（优先招募工程/传播交叉人才），负责将重建方案转化为科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