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治理中，不同的行动实施主体因其权责来源、资源属性及行为逻辑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职能边界，相关宣传报道的呈现亦反映出这一特点。单篇样本中往往会出现多个行动主体，为了厘清谁是报道中的主要行动者和话语核心，本文首先对单篇报道内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即占据篇幅50%及以上）进行编码，区分出国家行政与军事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以及受灾群众五类主要行动主体。从主体分布来看（图1），国家行政与军事单位（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国家权力与行政机关、军队、警察等武装力量）在报道中占比高达77.6%，其余四类主体占比均未超过5%。

图1 地震治理行动主体Fig.1 Major actors in earthquake governance

为深入探讨不同主体的协同治理关系，本文依据治理行为的行政强制性特征，将国家行政与军事单位界定为地震治理报道中的国家主体，将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受灾群众等行动者归为非国家主体，最终梳理形成四类治理主体类型组合，即国家主体（186篇）、非国家主体（14篇）、多元主体（224篇）和无明确主体（13篇）。可以看出，国家主体与多元主体在地震治理报道中占绝对优势，非国家主体独立参与比例极低。这一分布特征说明在我国地震治理宣传工作中，依托强大的行政动员与资源调配能力，国家主体构成了宣传叙事的主线；而非国家主体少以独立角色形象出现，而是作为被吸纳的补充性力量嵌入由国家主导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之中，报道总体呈现出国家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

在地震治理报道中权威性高的主体往往更容易得到民众关注，因此单从主导主体来看，非国家主体似乎难以被“看见”；但从治理主体类型的分析可知，非国家主体并非完全被淹没，而多是作为缺乏完整叙事能动性的辅助者，被吸纳入国家话语体系。相关报道在地震治理议题中总体形成了象征性的多元协同治理，即在表述中承认多元参与，但在叙事权上仍维持着国家的绝对主导。这一模式说明我国的灾害宣传叙事首要目的在于强化国家治理效能合法性。

从治理内容来看，样本报道主题可分为九个主要类别（图2）。从数量上看，关于抗震救灾典型案例的报道最多（129篇），其次是灾后恢复重建（101篇）和灾害应急响应（72篇）。这一主题分布模式凸显出汶川震后相关宣传报道侧重于深入挖掘抗震典型、发挥意识形态引领作用。

图2 地震治理内容分类Fig.2 Classification of earthquake governance content

一方面，报道内容与治理主体类型之间存在显著关联（p<0.01），具体表现为非国家主体的显著缺席，而国家主体与多元主体在不同报道内容上比例虽各略有侧重但总体差异不大。另一方面，宣传报道全面涵盖了从灾害突发时的应急响应到灾后恢复重建的全过程，体现了地震治理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将报道发布时间划分为早期阶段（2008年12月31日前）和中后期阶段（2009年1月1日后）后进行卡方检验发现，治理主题在不同时间阶段上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χ²=93.05, p<0.01, Cramer's V=0.46），表明时间阶段与报道内容类别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关联。前期重点主题在于对灾情攻坚克难和基础设施重建的描述，同时应急响应（调整残差=7.4）和典型案例（调整残差=1.7）的报道比例显著多于预期。报道内容围绕国家主体主导的救援和制度决策展开；志愿者、企业等非国家主体虽参与帮扶援建，但在这一阶段多以协同者出现，用于凸显在国家主导下社会力量的有序参与。在恢复重建的中后期，报道内容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隐性韧性建设转向，设施重建（调整残差=3.9）、文化重建（调整残差=2.9）和纪念缅怀（调整残差=4.1）事宜关注频次显著增多。设施重建的报道重点从前期对个人与集体的救灾先进事例转向了地方重建成果的系统展示，并与文化重建和纪念缅怀议题高度绑定，进而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汶川灾区具有大量民族文化遗产，因此在中后期对当地文化建设的报道明显增加，围绕民族团结的内容更是此阶段宣传的关键议题。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主体在地震治理内容上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导权，非国家主体大多被置于国家主导的整体叙事结构之中，作为整体重建图景的一部分予以呈现。

地震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已成为提升社会防灾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关键机制与实践路径^[10]。宣传报道不仅反映了地震治理的现实结构，也通过报道话语权分配构建出不同主体的可见性逻辑。如前文论述，在围绕汶川灾后重建的新闻报道中，非国家主体若要在媒体报道中被“看见”，则需要嵌入与国家主体的协同框架之中。基于此，本文对224份多元主体协同样本进行单独编码，总结为应急响应（18.8%）、引领重建（34.4%）、自救互助（7.1%）和共鸣认同（35.7%）四类主要协同模式（图3）。

图3 多元主体协同模式Fig.3 Collaborative model of multiple actors

不同阶段媒体对灾害后果及其治理行为的关注度不同，故而报道中的治理协同模式亦因之具有时序性，具体表现为应急响应和引领重建两种模式在不同治理阶段的分布差异。应急响应协同模式主要分布在报道早期阶段（早期38篇报道，调整残差=5.7），国家主体在新闻报道中展现出高度的集权能力，非国家主体积极响应。随着重建治理纵深发展，引领重建模式逐渐取代前者成为主导（中后期51篇报道，调整残差=3.6），报道内容更加注重释放非国家主体、特别是受灾群众的行动主体性，强调其在国家引导之下积极重建家园的民间能动性。

相比之下，自救互助和共鸣认同两种协同模式则不具备时间上的差异。自救互助模式构成了贯穿地震治理全过程的民间叙事支线，是非国家主体自我组织引领的体现。该模式在报道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在国家主体的倡议号召下，民众自发救援、开展社区心理互助等，在中后期则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企业提供的援建与就业支持等行为，反映出社会自组织能力在灾害响应中的重要作用。而共鸣认同模式则从精神层面强化国家主体的治理合法性与领导地位，通过对国家治理成效与社会协作成果的集体颂扬，将灾害记忆转化为对国家能力与民族团结的政治认同。

综上可知，官媒报道所呈现的地震治理协同，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社会多元主体有限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这种协同格局不可置否具有高效动员与凝聚认同的巨大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非国家主体的叙事主体性。

主体协同下的地震治理成效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不同行动主体在这两个层面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不同。在物质治理层面，国家主体发挥着主导作用（表1），其重心聚焦于短期物质援助（6.6%）、基础设施重建（10.5%）和基本生活条件提升（5.7%）三大关键领域，承担着公共设施修复与基础社会服务保障的核心职能。非国家主体的物质治理成效的报道极少，多被置于国家主导的多元主体叙事框架中。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协作的多元视角除了聚焦基础民生保障外，也延伸至发展性成果的系统呈现，如当地经济发展（5.5%）、特色文化事业发展（2.5%）及生态环境修复（1.1%）等，呈现出治理内容由应急恢复向长远发展的变化规律。

表1 物质治理成效频数Table 1 Frequency of materi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精神性治理成效的主体差异同样显著（表2）。涉及单一国家主体的报道占比为42.6%。相较之下，单一非国家主体的精神性治理内容占比低，仅为1.4%，多元主体协同仍然是非国家主体呈现的主要模式。此外，超过半数的单一国家主体报道的精神性治理行为描述边界模糊，难以进行明确的类型界定。而多元协同视角下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精神治理实践则在叙事上更加具体，其中未明确提及的比例显著降低，治理成效主要聚焦于民族认同强化（8.2%，调整残差=3.3）及纪念缅怀与精神传承（13%，调整残差=2.8）。

表2 精神治理成效频数Table 2 Fequency of spiritu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认为汶川地震的重建工作具有重物质、轻精神的特点^[11]，但从数据分析结果看来，汶川地震长期以来并不缺乏整体性的精神治理（Spiritual Governance），而是在微观心理重建（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方面存在结构性偏好。精神治理主要强调宏观视角下的政治认同，汶川地震灾区处于川西少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地带，因此官媒报道极为注重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并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心理重建更强调非国家主体的点滴实践，强调通过呈现个体化心理创伤的修复过程、社区情感支持网络的运作机制及社会整体情感的培育路径，突出对受灾地区群众的人文关怀和归属感塑造。从表2可看出，报道样本尽管在短期心理干预（占比8%）和生活安全感保障（19.9%）上有一定呈现，但对长期的社会关系恢复关注较少（3.2%），这意味其对日常生活中的社区关系网络与个体心理恢复等隐性韧性维度呈现不足。

上述宣传叙事偏好可能导致官方建构的治理效果与受灾社区实际的脆弱性感受及韧性建设需求之间存在认知脱节。对治理成效维度的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不同主体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与心理五大治理维度中具有显著差异（p<0.01），其中政治（国家主体16.5%，多元主体14.2%）和社会（国家主体13.7%，多元主体22.9%）维度受到普遍重视，经济和文化维度的报道略次，仅有约3%的报道从心理维度切入，这表明相关报道对灾后长效治理的情感温度关注不足。非国家主体是心理重建的主要执行者，而相关内容关切缺乏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他维度更易量化展示且符合传统政绩叙事，而心理维度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增加了报道追踪难度。然而现有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将心理重建简化为对具体的人或事的褒扬，忽略了对受灾群众自我创伤疗愈的长期关怀，致使心理维度层面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易被简单误判为单一的政治认同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