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五行志》记载：“至正七年三月，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地震，河水动摇。”所记县、路的政区归属十分明确，是这次地震最为可信的资料。据《山东省历史地图集·政区》 ^[10]，元代时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属于中书省燕南河北道东平路，不属于“山东”。《元史·五行志》的记载是该史料的根源。

王圻于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完成的《续文献通考》载有宋朝元宗年间——明朝嘉靖年间的地震史料225条，其中包括至正七年三月的这次地震记载，与《元史·五行志》一字不差，应是来自《元史·五行志》，是前史可靠的流传。

乾隆《泰安府志》载有“东阿、平阴地震，河水动摇”，但缺失了阳谷县。清时期东阿、平阴归济南府泰安州所直辖，而阳谷县划归兖州府所辖^[10]，故乾隆《泰安府志》不载阳谷县地震情况，显然是囿于政区范围所限，是合乎情理的。之后，道光《东阿县志》，光绪《平阴县志》分载本县此次地震，应是转引自《元史·五行志》或乾隆《泰安府志》，这样的记载有根源可寻，属于可信的承袭性史料。但是，后世地方志对于阳谷县地震记载的漏失则是遗憾的。

嘉靖《高唐州志》及嘉靖《夏津县志》有“至正七年三月，地震，有声如雷”的记载。地震时高唐州属中书省所辖燕南河北道东昌路，该州辖高唐、夏津、武城三县。东昌路与东平路相邻，高唐州距离东阿、平阴仅约60～80 km，后者发生“河水动摇”的地震，在高唐、夏津有感是可能的。明代，东昌路改称东昌府，已转隶山东承宣布政使司，高唐州属于东昌府，夏津县仍属于高唐州。这样，有州、县志互为印证，且与东平路的地缘关系又为近邻，因此认为，高唐州、夏津县的地震记载是可信的。

至于为什么《元史》没有这条地震记载，笔者推测可能与《元史》编纂仓促有关。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下诏编纂《元史》，洪武二年（1369）宋濂等仅用188天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159卷，由于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洪武三年（1370）派12人为采访官到各地（主要是北京、山东）搜集史料，随后经143天增编53卷，其中包括元统以后（1333—1367）的《五行志》1卷（本文的地震记载源于此），合并共成《元史》210卷，总用时只有331天^[11]。由于本文涉及的《元史》史料来源于短期采访收集，遗漏是难免的，《元史》对高唐州、夏津县的这次地震漏记可能属于这类情况。但至正七年三月高唐、夏津地震情况应该有原始性史料记载，地震是重要灾异，后人是不会在志书中凭空无端记载的。

嘉靖《淄川县志》记载：“至正七年三月，复震，有声如雷。”明确记述了淄川县再次有震感和地声。元代时淄川县属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般阳路所辖，治所在今淄博市北三里沟^[10]。但淄川与东平路相距约达160 km，一地“有声如雷”，一地“河水摇动”，而两地中间没有地震记载（例如，泰安府），说明淄川与东平路记载的并不是同一次地震事件。

研究表明，元顺帝至正七年二月己卯（1347年3月26日）临淄发生5¼级地震，有余震记载，淄川“复震”即是指这次5¼级地震的余震^[12]。因此，《淄川县志》的“复震”不能作为“东平路”地震参数校订的依据。

嘉靖《山东通志》由陆釴等纂修，嘉靖十二年刊印，这是第一部《山东通志》。这条震情见于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九《祥异志》中，但所载“至正七年三月，山东地震，有声如雷”疑问较多：①波及的地点模糊，无明确的府、州、县可循；②在《元史》中查不到完全对应的记载；③对比同年二月《元史》地震记载，疑似所记月份有误。

元顺帝时期的“山东”是指山东东西道宣慰司，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辖管益都路、济南路、般阳路和宁海州，大体包括现今滨州、济南、淄博、临沂以东地区，位于中书省东南部。另设有监察机构——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监治本道诸路（州）百官。到了明代，山东政区有很大变化，明初称为山东行中书省，后改称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辖6府（济南、兖州、东昌、青州、莱州、登州）、15州、89县，基本轮廓大体与现代山东相似^[10]。清代因袭之。从表2中所涉及的县级行政区域看，这里地震波及范围是指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的济南路、般阳路、益都路范围。

为了对嘉靖《山东通志》记载的这条震情有较清晰的解读，对这次地震前后《元史》及有关史籍记载情况列于表3。由表3可见：

（1）至正四年十二月——至正七年五月之间的2年半时间里，《元史·顺帝纪》及《元史·五行志》共记载现今山东辖区内7次地震，是比较翔实的。其中，至正六年二月（1346-03-）山东莱州湾（37.5ºN、119.5ºE）5级地震、至正六年三月（1346-03-）山东高青（37.1ºN、117.9ºE）4¾级地震^[6]，至正七年二月己卯（1347-03-26）山东临淄（36.8ºN、118.4ºE） 5¼级地震都是M≥4¾级中强地震^[12]，显示山东地区处于中强地震活跃时段。

（2）其间，嘉靖《山东通志》与《元史》的地震记载有较大差异：①二者多不对应。除表3中的4号地震（至正六年三月地震）外，其它6次地震，嘉靖《山东通志》与《元史》记载都不对应，不是没记载，就是时间、地点不匹配。②嘉靖《山东通志》地震记载次数缺记过半。嘉靖《山东通志》共记载山东3次地震，总体较《元史》同期记载7次地震减少4次。其中，《元史·顺帝纪》“至正七年二月己卯，山东地震，坏城郭，棣州有声如雷”（5号），在嘉靖《山东通志》没有记载。这次地震对当时山东辖区影响较大^[12]，嘉靖《山东通志》不应遗漏。③地理位置矛盾。与本文直接相关的至正七年三月地震，《元史·五行志》原本记载的是“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地震”，而嘉靖《山东通志》记载的却是“山东地震”，地理位置明显不同。而《山东通志》记载的地点和震情却与《元史·顺帝纪》记载的“至正七年二月己卯，山东地震”的情况基本一致。

表3 《元史》所列顺帝至正年间有关地震史料一览表Table 3 List of historical data on earthquakes li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Yuan Dynasty”during Emperor Shun of “Zhizheng”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 ^[13]，据此原则推测，嘉靖《山东通志》所载“至正七年三月，山东地震，有声如雷”，应改为《元史·顺帝纪》记载的“至正七年二月己卯”，这样嘉靖《山东通志》与《元史·顺帝纪》的记载就基本相符、顺理成章了。

（3）综上所述可见，嘉靖《山东通志》所记“至正七年三月，山东地震，有声如雷”应修正为“至正七年二月己卯，山东地震，有声如雷”。其与《元史·五行志》所记“至正七年三月，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地震，河水动摇”不是同一次地震，在校订地震基本参数时应分别处理。

厘清了嘉靖《山东通志》所载“至正七年三月山东地震，有声如雷”情况，后来志书相同或类似的误记也就迎刃而解。①表2中文献[8]所列的府、州、县志，有8份与嘉靖《山东通志》相同，有5份所记的年、月与嘉靖《山东通志》相同，但震情略有差异，都显示承袭嘉靖《山东通志》痕迹，其所记“至正七年三月”，同样改为“至正七年二月”，同样与至正七年三月“东平路”地震无关。②另有齐东等4份县志时间记为“至正七年”，漏脱月份，但所载震情与嘉靖《山东通志》相同或相近，同样不应作为至正七年三月“东平路”地震基本参数校订的依据。

尚需说明，明僧幻轮所著《释氏稽古略续集》的地震记载另有代表性，所记“丁亥至正七年，东平地震，山东地震，坏城郭，有声如雷，河水摇动”，把原本2次独立的地震事件混合记述，时间也笼统记为七年，对《元史》及嘉靖《山东通志》的嬗变更明显。在分析地震历史资料时，对这类情况要特别注意鉴别，不宜采用。

（1）元至正七年三月，东平路辖区确实发生过1次有社会影响的地震，可靠的地震记载为：“东平路东阿、阳谷、平阴三县地震，河水动摇”（《元史·五行志》），以及高唐“地震，有声如雷”（嘉靖《高唐州志》），夏津“地震，有声如雷”（嘉靖《夏津县志》）。这样，这次地震的记载点为5个：东阿、阳谷、平阴、夏津县及高唐州（图1），这是校订这次地震基本参数的基本史料依据。

（2）嘉靖《山东通志》“至正七年三月，山东地震，有声如雷”其“三月”系“二月”之误；由嘉靖《山东通志》衍生的各类府、州、县志等记载，都是与同年三月东平路地震不同的另一次地震，不能作为校订“东平路”地震的依据，应另案处理。